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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普通大众的认知中，常备军是守护国家主权、维系区域稳定的重要力量，尤其在战乱频发的地区，常备军更是生存的底线。在局势复杂的中美洲地区，军事力量长期深度介入政治，政变、内战、独裁等现象屡见不鲜。但这片土地上的哥斯达黎加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。
哥斯达黎加共和国，简称哥斯达黎加，是位于拉丁美洲的一个总统共和制国家，北邻尼加拉瓜，南与巴拿马接壤，首都圣何塞，国土面积51100平方公里。
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较早主动废除常备军的主权国家。历经七十余年发展，当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等邻国持续受战乱、腐败与贫困困扰时，哥斯达黎加逐步发展成为中美洲综合发展水平靠前的国家。这一发展反差并非单纯依靠运气，而是殖民历史遗留的社会根基、战后制度革新、财政资源调配以及发展战略选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哥斯达黎加废除常备军的决策，根植于20世纪中叶国内动荡的政治现实。1948年，该国因总统选举争议爆发内战。这场冲突持续44天，造成约两千人丧生，政局陷入剧烈动荡。内战结束后，掌权的何塞・菲格雷斯深刻地意识到，在当时的中美洲，军队频繁沦为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，极易诱发政变与内乱。1948年12月1日，菲格雷斯在贝拉维斯塔军营举行仪式，以敲击军营墙体的象征性举动宣告废除常备军。1949年正式生效的哥斯达黎加宪法第十二条进一步从制度层面予以确认，明确禁止设立常设军队，仅保留警察、海岸警卫队等准军事力量，承担国内治安、边境巡逻、灾害救援等职能。这一举措在当时引发不少质疑，在区域冲突频发的背景下，外界普遍担忧该国安全难以保障。七十余年后，悲观预期并未兑现，哥斯达黎加反而依托和平环境稳步发展，和周边国家拉开了发展差距。
想要理解两国发展道路的分野，首先需要追溯西班牙殖民时代留下的历史遗产。近代中美洲整体隶属于西班牙危地马拉都督辖区，殖民者将资源丰富、原住民人口稠密的危地马拉设为区域统治核心，依托矿产开采和原住民劳动力建立起掠夺型殖民体系。正如相关研究指出，西班牙人将整个中美洲纳入总督的统治之下，总督府设在危地马拉。这个总督府的经济基础是榨取矿产资源财富和印第安人的劳动力，而它依靠的是西班牙军队和牧师。长期的殖民剥削，让危地马拉形成了依靠强权压榨底层的治理模式。该国独立后，旧有的殖民制度被延续下来，大庄园主、军方势力相互勾结，阶级矛盾、种族矛盾长期难以化解，腐败问题根深蒂固，持续拖累经济社会发展。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哥斯达黎加在殖民时期属于西班牙殖民体系的边缘地带。这里缺乏金银等贵重矿产，原住民人口因疫病、压迫大幅减少，到18世纪初原住民数量已不足千人，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奴役式生产。西班牙贵族与大庄园主不愿在此定居深耕，来到此地的欧洲移民无法依靠剥削他人生存，大多只能以自耕农的身份劳作。久而久之，小农户成为社会主体，国内没有形成势力庞大的寡头阶层与军事集团，社会结构相对扁平。当地民众对此有着形象的总结：哥斯达黎加因为贫穷而受到庇佑，而我们的邻国因为他们的财富而受到诅咒。殖民时代的“资源劣势”，客观上铲除了军人干政、阶层对立的土壤，为后续民主制度的落地和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废除常备军之后，财政结构的重构成为哥斯达黎加发展的重要推力。原本用于军备的巨额开支被转移到教育、医疗、基础设施、民生保障等领域。该国历来重视教育发展，早在1886年就颁布法令，保障男女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，中小学长期推行义务教育，教育支出在财政预算中占据较高比重。长期的教育投入培育出大批高素质劳动力，吸引英特尔、亚马逊等跨国企业前来投资，半导体、医疗器械等产业逐步壮大，改变了中美洲多数国家单纯依赖咖啡、香蕉等初级农产品出口的单一经济结构。
在民生领域，哥斯达黎加搭建起覆盖面较广的全民医疗体系，居民健康指标在中美洲处于领先水平。结合世界银行等机构近年数据来看，哥斯达黎加人均GDP高于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等邻国，居民人均寿命更长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显著更低，日均生活费低于1.25美元的低收入群体规模也远小于周边国家。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，该国还大力推进生态保护与生态旅游产业，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土地划为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，全国超98%的电力来自水力、地热、风能等可再生能源，生态旅游、绿色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形成了生态、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。
成熟的民主监督体系，是哥斯达黎加维持政局稳定、遏制腐败的关键。不同于邻国频繁出现的独裁统治，该国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权力约束机制，即便是国家前总统，一旦触犯法律也会被追责，历史上曾有四位前总统因腐败问题入狱。在国际清廉指数排名中，哥斯达黎加表现明显优于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等国，后两者受历史遗留问题影响，腐败现象蔓延，治理效能不足。稳定的政局与清廉的政务环境，增强了外资入驻的信心，外资的持续流入又进一步激活经济活力。1983年，哥斯达黎加正式确立永久中立政策，不加入军事联盟，不允许他国军队借道过境，主动规避区域军事冲突，为国内发展营造了和平的外部环境。
当然，“废除常备军”并不等同于完全放弃安全防卫。哥斯达黎加保留了规模可观的专业警察部队与海岸警卫队，全国上万名执法人员分工协作，维护国内治安与边境安全。同时，该国加入《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》，依托区域安全框架应对潜在外部威胁，多重保障让国家安全处于可控状态。反观中美洲其他国家，危地马拉曾爆发长达34年的内战，造成二十余万人遇难、上百万人流离失所；洪都拉斯、尼加拉瓜等国长期被外国资本操控，沦为“香蕉共和国”，军方、寡头与外国势力相互捆绑，民众长期深陷贫困与暴力之中，发展陷入恶性循环。
客观而言，哥斯达黎加的发展之路并非完美无缺。进入近现代，该国也面临公共债务偏高、部分区域收入差距拉大、官僚体系效率不足等问题，生态旅游与经济开发之间也存在一定矛盾。但不可否认，相较于战乱频发、发展停滞的中美洲多数邻国，它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路径。从发展逻辑来看，废除常备军只是一个标志性的制度选择，其背后是多重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叠加：殖民时代未形成剥削型寡头体系，让国家拥有制度转型的基础；主动削减军备开支、聚焦民生与产业发展，激活了经济内生动力；完善的监督制度与中立外交政策，守护了长期发展成果。
综合梳理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，一个国家的繁荣，并不必然依赖庞大的军事力量。哥斯达黎加作为全球首个主动废除常备军的国家，之所以能逐步成长为中美洲的富国，核心在于它结合自身历史条件做出了理性的制度抉择正规股票平台，将资源与重心放在教育、民生、经济发展等长久事业上。它的发展实践也印证，和平稳定的环境、合理的制度设计、持续的民生投入，才是一个国家行稳致远的核心根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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