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小平是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家，而毛远新是初出茅庐的革命新人，但毛主席却先后三次让毛远新“帮助”邓小平提高认识北京炒股配资，是什么情况呢？
第一次，是在1975年11月2日。
当时，毛主席的身体不好，已经无法参加会议了，就让侄子毛远新当自己的联络员，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，回来向自己汇报情况。
11月2日这天，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时，提到了大家对待“文革”的态度，很多人都对“文革”不是很支持，尤其是邓小平，在开会时从来不谈“文革”，实际上就是在反对“文革”。
这件事，让毛主席对邓小平产生了警惕。
其实，早在几个月前，毛主席就对邓小平有所警惕了。
这一年的8月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对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、党委副书记谢静宜的工作不满意，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，反映这两人在工作中的问题。
当时，邓小平正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，刘冰就把这封信交给了邓小平，请他转交给毛主席，邓小平也答应了。
毛主席看到这封信后，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心里肯定是有点不高兴的，因为谢静宜就是自己派到清华大学去的，刘冰对谢静宜不满意，就是对自己不满意。
不过，此时的毛主席虽然不高兴，但也没有什么表示。
两个月后，刘冰见毛主席没有回应，就再次写信，并再次请邓小平帮忙转交。
这次，毛主席就忍不住了，尤其是他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反对“文革”的人的代表，现在又两次帮刘冰转交他批评“文革”的信，可想而知他的立场是什么。
于是，毛主席就在10月19日那天对李先念、汪东兴说：“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。我看信的动机不纯，想打倒迟群和小谢。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。我在北京，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，还要经过小平转。你们告诉小平，不要上当。小平偏袒刘冰。”
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来，毛主席此时虽然对邓小平不满意，但还是对他有所期待的，希望他不要上当，不要站在反对“文革”的立场上。
就是在这个背景下，毛主席第一次让毛远新“帮助”一下邓小平，说：“你找小平、东兴、锡联谈一下，把你的意见讲出来，开门见山，不要吞吞吐吐。你要帮助他提高。”
11月2日下午，毛远新就召集邓小平、汪东兴、陈锡联开会，传达了毛主席的话，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里的路线是不对的。
但是，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说法，反驳说：“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，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，实践可以证明。把生产搞上去，安定团结，是主席的指示，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。”
就这样，这次会议不欢而散。
第二天，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后，毛主席虽然很失望，但还是没有放弃，就让毛远新再开一次会，范围扩大一下，除了邓小平、汪东兴、陈锡联，再增加李先念、纪登奎、华国锋、张春桥，八个人讨论一下，不要怕吵，吵也没关系，目的是帮助邓小平“转弯子”。
11月4日，毛远新再次召集大家开会，讨论的主题就是“肯定还是否定文革”。
但是，邓小平还是避而不谈“文革”，只谈搞生产、安定团结这些事，其他人除了张春桥，也对“文革”的事兴趣不大，会议没有达到效果，很快就结束了。
毛主席得知后，仍然没有放弃，就让毛远新再扩大几个人，一起来“帮助”邓小平。
但是，这次还是一样，邓小平对“文革”的事闭口不谈，让毛远新第三次无功而返。
几天后，毛主席想让邓小平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，讨论“文革”的得失，但是，邓小平婉拒了，说：“我是桃花源中人，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，由我主持开这样的会不合适。”
就这样，几次“帮助”邓小平都没能成功，毛主席非常失望，邓小平也再次遭到了批判。
关于毛主席为什么要数次“帮助”邓小平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《我的父亲邓小平“文革”岁月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：
“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，邓小平的所作所为虽然并不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想法，但毛泽东选择了顾全大局。因为他对党和国家当时面临的状况和问题是有所了解的，也认识到总得有人来进行一些整顿。只要这个整顿不要太出格，他都可以容忍。
“还有一点，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，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了邓小平的能力。可以说，对于邓小平的‘大胆’，对邓小平的魄力和能力，毛泽东是欣赏和肯定的。在这样的大前提下，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，虽然‘四人帮’一伙不断地反对和从中作梗，毛泽东采取的态度一直是节制‘四人帮’，支持邓小平。”
（参考资料：《我的父亲邓小平“文革”岁月》《党史纵览》）北京炒股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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